苏轼引《乾凿度》阐释“参伍以变，错综其数”，表达了阴阳之数此消彼长、交错变化但终“无不得十五”[2]苏轼：《东坡易传》卷七，第130页。的观念；苏轼还提到“一行”之学，通过对唐代僧一行筮法的考察，认为“阴阳之老少”取决于“三变”之中的“数”[3]参见李瑞卿：《苏轼易学与诗学》，《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这体现了苏轼整体的“数”的观念，即阴阳变化遵循自然之道，错综变化，自有定数。其中，穷极数变而极深研几属于圣人之道的一部分，苏轼因此重视“数”的运用，主张“数”“道”“神”相结合，且以“神”为主。他说：“蓍有无穷之变，故其德圆而象知来之神，卦著已然之迹，故其德方而配藏往之智，以圆适方，以神行智，故六爻之义易以告也。”[4]苏轼：《东坡易传》卷七，第131—132页。此为苏轼为《系辞》“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句所作传文。圣人易道包含观察数变、体悟几微的卜筮过程，即是“神”“智”结合、“以神行智”的神道设教、开物成务的实践行为。苏轼很好地解决了诗学中法度与神变的关系问题。如《盐官大悲阁记》论及“度数”与求精逐妙之关系，他将“度数”看作艺术化境之根本[5]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386—387页。；《书李伯时山庄图后》中强调“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的理智与入神兼得的艺术境界[6]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2211页。；《净因院画记》中重视既能“曲尽其形”，又能“至于其理”[7]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367页。。在此不一一赘述。

简言之，苏轼将艺术与人生的体道行为，包括意象创造，落实在了具体的“自然之数”上。随物赋形与得自然之数、无意而为与悟入精微、心领神会与体察手追成为苏轼诗学的一体多面。

“物化”的理想境界也是人性的自由之境，手工技术和理性有时是“物化”的中介，而并非其中的障碍。因为在工具与手的直接联动中，依然可以在劳作中回到那自然的节律。如庄子的“庖丁解牛”是物化、道通为一、审美自由的隐喻。庖丁在解剖过程中重视牛体的结构肌理、宇宙自然的秩序，并上升到了实践理性的层面，使得自我回归到自然中，与物一体而成道境。如果说在物化中需要“有分”，技术何尝不是抵达自由且“有分”的中介呢！工倕旋而成盖，自中规矩，是指与物化的结果，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物化的自由中不离规矩与秩序。

李泽厚先生提出“度本体论”[8]李泽厚：《“自由的形式”与“度的本体性”紧密相关》，李泽厚著，马群林编《从美感两重性到情本体——李泽厚美学文录》，山东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7—13页。，可谓融贯古今中西的理论发现。然而，机械技术与艺术或审美关系，恰是现代人无法摆脱而需要直面的时代性话题。起初工具技术产生深受人的情感、文化之渗透，技术只是人类辅助性的工具，某种意义上，艺术和技术并无严密界限。按照路易斯 · 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的说法，大约五千年前，一种单一的技术（monotechnics）开始出现，“由此也就出现了一种关于人的本性的新概念，在这种新概念中，强调的是对自然能量、宇宙和人的开发，而脱离了发展和繁殖的过程”[9][美]芒福德：《技术与人的本性》，吴国盛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02页。。在机械时代，机械化的工具、技术及其组织似乎成为审美自由的反面。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将现代技术的本质规定为“集置”，他说：“我们以‘集置’（das Gestell）一词来命名那种促逼着的要求，那种把人聚集起来、使之去订造作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者的要求。”[1][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8页。“集置乃是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弄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解蔽出来。”[2][德]马丁·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第23页。在海德格尔的哲学分析中，我们看到“集置”将人类和事物促逼和摆置，人在集置的命运驱使下，订造、摆置自然，将事物变为持存物的同时，人自身也成为被摆弄者和持存物。为了脱离那种一致的尺度和单一的因果思维，海德格尔在集置的命运中发现“允诺”，将对技术的沉思与追问引入艺术领域。

如何处理集置与艺术或审美的关系问题，依然是难题，一方面是工业化的、被摆置的、被持存的体系或系统；另一方面则需要艺术和审美来接触那被迫的遮蔽，恐怕不是个人意愿可以达成的。这多少显示出资本主义时代哲学家的无可奈何。其实，现代技术所带来的伦理困境马克思早已有精彩的论述与解决之道。他在《机器的发展》一文中，强调了机器体系对生产过程的规定和影响，客观的生产机体是现成的存在于工人面前的物质生产条件，他说：“在工场手工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这个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3]马克思：《机器的发展》，吴国盛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第87页。机器生产的分工和精细化趋向，决定着社会的分工与协作。完整的人如同掉入一个机器的旋涡中，被机器工业的各种生产线与零件制造的末梢所离析。

文章来源：《经贸实践》 网址: http://www.jmsjzzs.cn/qikandaodu/2021/0616/10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