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成，而变化自见”是苏轼的宇宙观之一，气、物、形、象中，其内在地具有的“一而两”的属性是自身变化的动因，“我有是道，物各得之”，也可从这一根本观念推导出来。而这一哲学观念在苏轼的诗学中体现为“初无定质”“随物赋形”。苏轼曰：“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6]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418页。即主张在无我的审美中使文章自然生成，在过程中呈现出丰富鲜活的姿态风格，如行云流水一般，遇物而化。《自评文》中也有类似文字：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1]苏轼：《自评文》，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2069页。

文章的触发与生成如同不择地而出的泉水，自由奔放，一日千里，生生不息，滔滔汩汩，自在无我，当遭遇山石时，便与物委蛇，随物赋形，而这个过程中，它是无知的，正因为无知无我，所以能与物俱化，成就新的样态和境遇，形成新的变化；当然，变化本身不离“自然”，故而又有着“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的得道体验。“可知”的是，作为新的形式的文章本身的“行”与“止”；“不可知”者在于，“随物赋形”的心物遇合中，作者“用息功显”，在某种虚无的自由中形象自现、变化自成。

无论是诗人还是画家，写气图貌或勾勒形色是在艺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步骤，而如何看见外物之形貌，如何体验并摹写外物之形状，则是一个严肃的艺术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人建构着种种心物模式，来阐释他们与世界的关系，苏轼也建构了他在哲学与美学上的心物关系论。如何“赋形”？苏轼主张“随物”。如何“随物”？他将这一过程阐释为“无为”与“自在”的与自然同化，这就一方面保证了穷形尽相的意象显现；另一方面也在这种显现中完成了物与我新的关系的形成，而这种关系在苏轼看来是合乎自然的，也即创造的艺术境界合于自然之道。正如张少康先生所说：“形象描写的准则应当是‘随物赋形’而‘尽物之态’，这样才能达到和自然同化的最高审美理想。”[2]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下），第24页。在这样的取象构形方式中，不仅渗透着其《易传》哲学观念，而且蕴含着佛道智慧，特别是《庄子》的“物化”观念。张少康先生论述了苏轼艺术构思中的物化思想，及与庄子“物化”论之间的关系[3]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下），第18—20页。，发人深思。

“物化”一词多次在《庄子》中出现，如在《齐物论》《天地》《天道》《达生》《知北游》《则阳》等篇章中，其基本意义是指自然应物的人与外物关系模式。而理想的“物化”则是《齐物论》中庄生梦蝶与《达生》中的“指与物化”，这一“物化”所呈现的是泯却是非、消解彼此的道通为一的哲学与美学境界。《庄子 · 齐物论》说：“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4]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2页。庄周与蝴蝶截然为二物，在梦中却栩栩然为蝴蝶，而梦醒之后又不知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这是勘破梦境与现实界限、蝴蝶与人生之别的境界。其实，这是与物冥冥、消解自我的状态，但这一境界的前提又是周与蝴蝶“必有分矣”的情形。可见，“物化”不仅需物我合一，更需要物我有分，唯有如此，物与我才得自由。关于此处“物化”的解读林林总总，大多落于虚玄，当代有学者在其著作中对“物化”着墨较多，但将物化与所谓西方“对象化”模式对立起来，认为物化是“形骸俱释的陶醉和一念常惺的彻悟”[5]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9—100页。，依然忽视了《庄子》齐物观念、物化论中的理性因素，而将庄子道境只看作精神与心理上的体验。这种观点在当下是颇具代表性的。

庄子所谓“物化”不是停留在精神层面的与道合一的假象，更多地具有实践精神，他总是基于肉体及其活动，来抵达道的境界。《达生》中的“物化”即强调其实际操作性，以身体对物的行动来克服异质间距，超越物之障碍，直至解放身心而得道。其文曰：“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忘足，屦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6]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第492页。这即是说，工倕画圆时，其心唯一，乃至手物两忘，所画之圆便自中规矩，这是其技入乎神的缘故，在此过程中，人心自由，忘却是非，可谓无心而为，一任自然，这就是“物化”。这个“自然”的境界是人与物，即心、手、笔共同达成的，它们一起进入所谓的理想中的自然。“物化”就是在面对外物时的得道状态，无论是庄子还是苏轼，他们都认为得道的状态不仅是在心理领域，而且是在实践领域。画圆这一行为是无心而运笔，手不知笔，笔不知手的过程，但不可忽略工倕长期以来对外物的勘察和技术修炼。因而，“物化”同时又是一个实践行为，在其超越感觉理性的境界背后，累积着主体的认知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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