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髩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而枯煎！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

此是“我”对美人之爱慕的表述，愿为衣领、裙带、发油、眉黛，却又担心美人脱衣、更裳、沐浴、新妆会将“我”抛却煎毁。陶渊明将这些微不足道的担心刻画得细致入微，幽默色彩非常浓厚。幽默底下深埋的是渊明对理想追求过程中遇挫无数后的无奈与自我嘲讽。这些幽默之笔如同《庄子》一样，以表层的喜剧来掩盖蕴藏深层次的悲哀与忧伤。陶诗多有就事寓理、富含哲理的精彩议论，或取效于庄子的“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这不待多言。庄子以大道、天地、自然为含真蕴玄的母体，创造出阔大浩渺、生生不息的艺术境界，其文富有诗一般的意境，玄虚而闳深；陶渊明则置身于天地自然之中，多通过对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的具体描写来寄寓真意妙谛，营造出难以言表、耐人寻味的玄妙神秘意境，给人以美的享受。其诗文中那浓厚的田园情趣，那欲辩已忘言的玄秘意境，无不来源于庄子的启导，是《庄子》的流觞和发挥，但较之亲切可感。限于篇幅，也恕不展开。

四、对《庄子》人生态度的效法与践行

陶渊明在诗文中表达的人生态度和理想人格，与《庄子》一脉相承。陶渊明之基本特点，是崇尚自然和安贫乐道。他说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归去来兮辞序》），“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和庄子一样，追求自由、诗意、艺术化的人生。陶潜质性、志趣追范庄周，不仅在诗文中这样说，而且在生活中实实在在地践行其言。陶之“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归隐田园，与庄之拒楚王聘而宁愿“曳尾涂中”，何其相似乃尔！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从世俗的眼光看来，其一生是“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其一生是艺术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辞官、拒请、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4]。在对待生死这一问题上，陶渊明也和庄子观念相通，和庄子一样表现得非常超脱、旷达。正因为陶渊明在人生态度上效法庄周，弘扬了魏晋士人所崇尚的艺术化人生和理想人格美，使他成为魏晋风度或曰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和最高体现。

五、对《庄子》社会理想的承传与建构

陶渊明“桃花源”的社会理想来自道家老庄，尤与庄子的“建德之国”一脉相承，是对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春秋末年，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至战国中期，庄子更进一步具体描绘出了“至德之世”和“建德之国”这一理想社会的蓝图。《庄子·山木》篇云：“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故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往行，乃蹈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庄子此“建德之国”，与其“至德之世”互为表里。关于“至德之世”，《庄子》外杂篇一些篇章中有比较完整的描述。如《胠箧》篇云：“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类似的说法，还见之于《马蹄》《天地》《让王》《盗跖》诸篇。及至晋宋之际，陶渊明写作了《桃花源记（并诗）》一文，讲述了一个武陵渔人发现“世外桃源”的故事。文中的“桃花源”，显然是陶渊明在动乱时代给人们描绘出的令人神往的理想社会，是作者社会理想的形象写照。仔细对读比照，我们不难看出陶公的“桃花源”和庄子的“建德之国”颇有相同相似之处。其一，他们所描绘的理想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无关乎君臣，“恶知乎君子小人”，都具有平等和谐的特点；其二，无论是建德国民的“猖狂往行，乃蹈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还是桃花源人的“童孺纵行歌，班（斑）白欢游诣”，“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都具有自由快乐的特点；其三，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桃花源人“咸来问讯”，“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都具有人性纯真、民风淳朴的特点。除此之外，二者还都具有地域僻远、文化落后的特点，一在南越，一在武陵；一为边邑，一为“绝境”；一愚朴寡欲，“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从这些相同相似的基本特点看来，二者前后相承，一脉逶迤，陶之理想画图“桃花源”，简直就是庄之“建德之国”的翻版和更生动具体的写照。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二者有相异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庄子“建德之国”的社会理想是要回到原始社会，是一种原始状态、自然主义的社会理想；陶渊明“桃花源”的社会理想，却将其社会状态大致锁定在“嬴氏乱天纪”之前的先秦战国末期，即周秦之际，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农耕文化和农业文明为特色的社会理想。这与社会的发展、作者的思想认识和人生选择有关。“建德之国”这一社会理想，乃庄子顺应自然、逍遥游世的个体人格理想合乎逻辑的扩大，是其建构的理想世界的又一境界。这种原始状态、自然主义的社会理想，在一般人看来，难免有复古倒退、愚昧落后之嫌。然而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这在当时还“不失为一个革命的见解”[5]。近年来生态美学思想流行，从这一新的学术视角看来，庄子这种原生态、纯自然的社会理想之价值和意义，就更容易为人们理解和接受[6]。和“建德之国”一样，“桃花源”也是虚构的乌托邦。这种理想虽然在当时不可能实现，但它反映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否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和广大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陶渊明所写“桃花源”中的社会生活，保持着周秦之际的状态，那也是好几百年前的情景，当然也有复古的色彩，正如清人邱嘉善所说，其“设想甚奇，直于污浊世界中另辟一天地，使人神游于黄农之代”[7]（卷五）；但它毕竟不像庄子“建德之国”那么原始，而向人们的现实生活靠近了许多，所以其价值和意义相对鲜明一些，人们的理解和接受相比也要容易得多。要之，陶公“桃花源”理想是以庄子“建德之国”为蓝本，在本质上是其直接承传。从“建德之国”到“桃花源”，说明陶渊明在构想其理想社会图景时，一方面继承了庄子的思想和蓝图，另一方面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自己的独立思考对其有所发展。据学者考证，《桃花源记》是陶渊明晚年的作品，当作于宋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58岁时[8]。其时他受道家思想影响尤深，因此，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与庄文中“建德之国”的社会理想存在血缘关系，就理所当然，不足为奇。不仅如此，它还是庄子“建德之国”社会理想的进一步发展和更加文学化、诗意化的阐释和演绎。承载着先辈的理想愿望，继承发展了庄子思想和蓝图的“桃花源”理想，对后世的影响也更加明显而深远，故后世“桃花源”“桃源”被作为理想社会、美好生活和境界的代名词，在诗词曲赋等文学作品中的歌咏不绝如缕。总之，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来自道家庄子的“建德之国”，对其有继承，有发展，对后世的影响也更明显，更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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